——访78届校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董松根
文 / 紫丁
董松根校友近照
他有两段特殊经历：一是他的学历表明，他没有上过一天中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直接从小学跨进大学；二是他被“海选”当上领导同志的专职秘书。大学三年半以及给领导同志当秘书的六年半，让他拥有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阔的视野，也让他具备了思维的高度；社会这所大学提供给他知识和能力的营养；他走上领导岗位后，曾任中国南光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副会长。他在领导岗位上的表现，与他之前的许多经历不无关系。他遵循的人生信条是：忠厚为人，努力做事。他，就是董松根。
1、基层历练 增长才干
董松根，1953年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后，正上小学六年级的他中断了学业，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1969年初，正值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边防前线的备战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已经做了两年多农民、不满16岁的他，瞒着父母亲，自己决定报名参军，成为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的一名海防战士。在部队的第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不满十八周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1973年初，他放弃了提干的机会，主动要求退伍回乡。在退伍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担任过代课老师、广播站记者、税务稽征员。1974年10月，21岁的他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学习，他的专业是对外贸易法语。毕业后他被分配留校，在人事处学生科工作。他在母校一共生活、学习、工作了9年，对学校工作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在人事处学生科工作了五年半时间，从事招生、学籍管理、毕业分配和学生派遣工作。当时，“文革”结束时间不长，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许多“老五届”的“冤假错案”需要落实“政策”。这些事情关系着学生未来的命运，工作量大、细节多。科里只有四位同事，两位科长和两位年轻干部。年长的科长就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着年轻同志，带着他们手把手地教。有一件事让他至今难以忘怀，就是给“文革”期间的毕业生补发毕业证书。单是寻找数百名毕业生的地址就是一个大工程。用手工方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数百人的毕业证书，一张张地制作、填写、核实、邮寄出去，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毕业生拿到自己毕业证书时，每个人都十分感动，纷纷致信感谢母校对他们的关怀。人事方面的工作则与学校历史、老师干部的命运息息相关。“文革”前后，学校几次迁址、合并，校领导先后更迭，大量历史需要拯救，知识分子政策亟待落实，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为此，他经常被组织部门派出协助外调，用第一手资料为落实政策提供重要依据。他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评价。
1983年，经过选拔，他被外经贸部派往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此前，因为多年不使用外语，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记了不少，当时面对即将外派工作，他的心里还真有点儿忐忑。他本人并没要求过出国，外经贸部派干部出国往往从整个系统挑选，由于他工作出色，学院人事处领导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给了学外语出身的他这个出国锻炼的机会。
这时，30岁的董松根对驻外使馆工作没有任何概念，连飞机都没坐过的他，第一次出门。飞行距离可不短：从北京先到卡拉奇，然后转机到内罗毕，再转机到达目的地——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法语是马国的官方语言。中国驻马使馆商务参赞处是一处独立的办公场所，共有三名干部：一名参赞，一名一秘，一名随员。他就是这个随员。当时，内部有规定：只有参赞能带家属。所以其他人都是单身驻外。他需要每天开车外出办事，采购，兼做会计。他首先要克服语言障碍，同时学习做外交官的各种知识。改革开放以前，商务参赞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代理国内企业洽谈进出口贸易、代签进出口贸易合同。第一年常驻，千头万绪的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只能加班加点、边学边干。30岁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年龄，他闯过了驾车、语言、会计、翻译、秘书的一关又一关，强大的压力锻造出了一名成熟的外交官，他的法语也说得很纯熟了。在使馆工作的前三年，由于工作出色，他被连续提拔两次，第三年，他被提为二秘，成为商务参赞处业务骨干。
2、特殊岗位 丰富自我
四年常驻即将到期时，人事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延长他在马岛的工作时间。但是时隔不久，北京又发来电报，急调他回国。原来，他已经被选为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同志的秘书。经过是这样的：部领导需要一名专职秘书，为此，人事司按照领导的要求进行了“海选”，对这个秘书的要求有四条：下过乡，当过兵，会外语，最好有人事工作经历。董松根显然与这四条标准非常吻合。于是，他脱颖而出。他也从延期常驻改为提前回国。1987年9月，尚不知领导专职秘书工作为何职业、有何要求，更不知道能否胜任的他，便懵懵懂懂地回到北京，国庆节后正式上班，成为领导同志的秘书，一干就是六年半。
董松根这样总结他这六年半秘书工作：“专职秘书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易被人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领导的秘书，这个经历对我是一个难得的、综合性的学习机会。我没上中学，大学成绩也一般，但我这六年半靠的是四颗‘心’：用心、细心、虚心、耐心。人们都认为秘书是个被动性岗位。但我认为，可以在慢慢摸索到规律的基础上，做到‘想在前面，做得主动’。秘书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工作面宽、要求高。在领导身边时间长了，耳濡目染，政策水平、眼界也会得到快速提升。在任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是1990年苏联解体后，国家决定迅速与相关国家建交。我跟着领导飞公务机，连续与八个独联体分别签署双边建交和贸易关系；二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在外贸系统内推动的改革。我看到了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国内外局势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领导同志的胆识和艰辛，也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难点有了深切体会。这些经历对我是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
正是董松根来到领导身边工作的第三年，即198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简称“贸大”）校董会成立。他见证了李岚清同志关心教育、倾心教育的点点滴滴。部长不但亲自担任校董会主席，而且还号召各大外贸公司支持贸大的发展建设，每年给学校提供经费资助。董松根经常随同领导到贸大与师生亲切见面，师生们在这位部长、副总理身上，深深体会到了他重视教育的满腔热情和对师生的关爱，并从中受到极大鼓舞和激励。
3、敢担重任 激情满怀
1994年，董松根结束了他的秘书生涯，离开国务院办公厅。此时他已经是副司级干部。随后，他被任命为中国南光公司副总经理。
他信心百倍地开始独当一面工作，希望将多年积累的经验用于实践，做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在南光公司，他为国内较早引进了风力发电厂等项目。然而，与其他国有外贸公司一样，这时南光体制上的弊病暴露无遗。他经常要为一些前人留下的不法经营合同，跟人斡旋打官司，他为做不成自己想做的事业而焦急。
1997年底，他二度出国常驻，被任命为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全面负责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工作。这期间，正值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开始实施建设。他去之前，这个项目中新两国政府已经谈妥。当时是中国政府借此项目向新加坡学习，以此借鉴市场经济及法制经验，希望在中国建设一个在法制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模板”。但对方希望中国百分之百地照抄，而中方更想融入中国特色。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也能将工业园区管得很好，但新加坡早期对园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甚至招商引资模式的贡献是很大的。
他到任新加坡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一下瘫痪了。这给中国上了一堂课，也让身在漩涡中间的新加坡受到了严重地冲击。他亲身体会了第一场海啸式金融危机的震荡。他谈到，中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一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有力，二是此时的开放程度还不那么大，因此没有被国际金融大鳄所左右。在这个关头，人民币保持稳定让东南亚国家十分受益，慢慢地中国在国际及地区中的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各国对中国产生了好感，中国也被世界各国刮目相看。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他在新加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微妙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董松根校友近照
2011年，董松根从新加坡回国，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会务部部长、秘书长、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总裁兼党委书记、北京中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副会长。他还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仲裁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主席、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多岗位的工作实践，让他变得成熟。他在贸促会工作的十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十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中国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和社会进步，成为在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国家，而且，其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名从事外经贸工作近四十年的他，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在一些人看来，贸促会既非政府又非企业，是个既当不了大官又挣不了大钱的地方。董松根认为：你想当大官、挣大钱，就别来这里，但在这里也能干出大事业。他对贸促会的功能与作用概括为：“一元领导，四位一体，多种机制”。四位一体即：机关、社团、事业、企业的四位一体，而且四者相对独立，相互作用。他经常向外国人介绍贸促会的“三驾马车”：一是展览，包括世博会、展览会，这是贸促会的强项；二是对外交流，直接与国际对口机构联系，代表国家工商会与国外工商会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也是国际商会的会员；三是商事法律服务，国际上商事活动的规则大都由国际商会的十二个委员会制定和操作运行，中国也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
他在会领导分工中主抓商事法律服务。这个职能充分体现了贸促会作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承接者的角色。商事法律服务，包括争端调解、商事仲裁、海事仲裁、域名争议解决、签发原产地证书和商事证明书、ATA单证册、海损理算、代理专利注册和商标申请等。同时，贸促会还代表商界向国家立法部门提供立法建议；参与国际贸易惯例的制订、修改、翻译。以“为政府分忧、为企业排忧解难”为宗旨的商事法律服务，是企业“走出去”，迈向国际化必不可少的一项服务。很多企业并不了解其功能和作用。作为贸促会的传统优势服务，在新时期，需要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企业、贸易机构了解到经济活动中如何避免风险，如遇纠纷，其实无须打官司，完全可以通过商事调解、仲裁这个国际通用的简易、高效的渠道加以解决。
作为会领导，董松根思考更多地的是：如何做强总部，做大系统，也就是如何打造总部品牌店，建立全系统各地连锁店。他常问自己：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吗？我们做得到位吗？他为此而努力而奔波。他深感，作为非政府、非企业的贸促会，这项事业确实大有可为，要想做好也十分地不容易。
董松根的五十多年人生历程本来非常平凡：农民，战士，工农兵学员，人事处行政干部等等到现在的贸促会副会长。他的人生目标没有预设，也从不好高骛远。他在诚恳为人的同时，从来都没有放弃努力做事，所以，机会总是向他频频招手。他说：“比起同学来，我走的岗位比较多，总在适应新环境，最初比较辛苦，但丰富的阅历也让我拥有了特殊的优势，对宏观环境比较熟悉，能在新的领域里有所发现。”他的人生体会，一是努力，二是顺其自然。正应验了那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他一点一滴的努力，他辛勤耕耘出人生事业的肥沃土壤，一旦气候适宜，他插的柳自然就成了荫。
